2009年9月30日

有人問我山服團的問題

轉載緣起(peggy):
88風災,花蓮幸運地沒有傳出太大災情。但連年颱風、豪雨、地震,早已在花蓮的土地上,劃上162條土石流,誰能知道將來花蓮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不應該自己嚇自己,但不能忘記要從過去的經驗中記取教訓。

天災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災害防治、災後重建的議題持續,四處都有人在問:「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想起10年前自己甫踏入社福系時,選修寒假實習到卓蘭進行921災後重建的經驗。

我們設計一些活動方案、進行課輔,短暫停留幾個禮拜後離開。到現在我仍對自己當初的進入感到懷疑,反覆思索著:「我們帶著服務的熱忱進入災區,孩子們卻對我們設計的活動興致缺缺,那我們進入災區服務,究竟是為了滿足誰的需求?愛心若是一種單向、不顧災民意願的強迫給予,短暫服務、關係剛建立就消失,豈非是對災民的二次傷害?然而,倘若擔心不能承諾長遠的服務,難道我們就該冷眼旁觀?」

10年了,早已不是社福系學生的我輾轉到了花蓮,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工作,88風災後,耳邊斷續傳來朋友、年輕學子的聲音,原來他們和10年前的我一樣,都在問同樣的問題。

想起朋友推薦的這篇《三叉坑》紀錄片導演陳亮丰2005年到花蓮璞石放片後的筆記,在網路上詢問亮丰可否轉載時,她問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過時』的問題?」,我跟她說:「應該沒有吧!」,你/妳覺得呢?

文 / 陳亮丰 November 3, 2005

三叉坑的花蓮放映場中,出現了許多年輕的面孔,事後回想起來覺得蠻特別的。尤其是有一組年輕朋友,他們並不住花蓮,而是大家約好了一起到花蓮去玩耍,順便看片子。也許是因為場地小、燈光柔和昏暗氣氛佳的關係,這些年輕人們詢問的問題,都和自己很接近,其中有一個年輕女生,問了我關於山服團的問題。她娓娓道來,思緒清楚,而我在現場回答得不好,沒有對準她的疑問。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記得這件事情,總覺得還要再好好想一想。以致於重新看花蓮場錄影時,我決定花一點點篇幅,重新想想這個問題。希望她能看見這一篇。

女孩:


我大學的時候在山服隊待過,最近回去的時候發現,我們的社團面臨一個從我接手到我離開一直以來的問題,就是大學的山服社團(或者說學校社團),發現自己並不能真的為原住民做些什麼。可是這樣的參與又少不了,因為以後這些人到了社會上,還會持續關心,這樣的行動我是覺得斷不了,也不應該斷的。可是我們的參與又沒有辦法太深,我想要問有實際經驗的人,到底有什麼樣的角度,是社團可以介入的?

亮丰:


我沒有山服的背景,無法深入的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我知道山地服務社團的內部,也有反省這個問題的聲音,近年來有些社團,甚至將自己改名為山學團。

我想這個問題,並不僅僅限於山服團內部的問題,而是所有去到弱勢團體或者不同文化與生活形態的地方工作的人,在內心裡不斷問自己的問題。

就像是大安溪部落工作站的朋友,他們剛在部落展開工作的時候,內在也會有這樣的衝突,我在不理解部落的時候,卻帶著資源進入部落,我到底在做什麼?我到底是帶著資源來擾亂部落,還是說我真正的做了些什麼?他們是花了很多時間,才認識到部落遭遇的困難,而開始找尋、創造他們所謂的部落工作。這不是山服自己的問題而已,而是所有外來工作者都會反問自己的。

女孩:


我們也改名了(改了什麼名字聽不清楚),但我發現說改了名字之後,問題還是存在的。我們發現自己變成一個不上不下的資源,如果我們想做得比較深,學校不會讓我們出團;但是我們弄得比較淺的話,變成出完團之後,就會覺得無力感很重,覺得根本幫不了他們,這次出團只是白花一趟錢,然後自己去那邊給人家添麻煩,這是我們現在號召成員的時候,很弱的地方。

※ ※ ※

當天我的回答不太有焦點,不知道為什麼,從花蓮回來之後,一直想著她的話,一直想著,直到我想起了組合屋裡的某一年暑假。

曾經有一個暑假,組合屋裡來了一群說要幫忙課輔的大學生,他們不是山服團,而是某個社福組織的專案,我想,他們會來到部落從事課輔,其初衷並非是惡的,但是號召他們來到組合屋課輔的那些口號以及出隊的行動,很有可能過度簡化,也許只將組合屋小孩,描繪為可憐的欠缺學習資源的小孩,就發動了工作,但沒有時間做前期準備。

當他們來到組合屋,真實開始出現。組合屋裡也有成績好的小孩,以三叉坑來講,有父母為了讓孩子追上平地人,從小就把孩子送往東勢國小。而真正需要幫助的小孩,則因為長期學習困難,在校園遭受挫折、被體罰、被班上同學疏離,造成學習意願低落。結果就是,對此情況並不了解的大學生,面對了一群連校園教師都無力面對的學生,他們遭遇了棘手的教學挑戰,但是這群大學生,在這方面不具有專業訓練。甚至沒有心理準備。

我看到這群大學生,強壓著心中的疑惑與無奈,疲憊的維持笑臉,陪伴組合屋小孩。他們也想作好課輔,但是他們很快的發現組合屋裡的課輔逐漸失控走樣,長年在狹窄組合屋生活的小孩,尤其是小男生,活動力與破壞力驚人,肢體之間的碰撞很容易暴力化,這是環境造成的,課輔無法靜下來做,小孩笑鬧、打打玩玩,打開會議室的電視大聲放映、到處丟東西發洩精力、跑來撞去,或者帶來了動物,什麼都可以玩,就是很難坐下來,若你拉下臉來,小孩就呼朋引伴回去了,或消失在山林野溪之中,或者乾脆關在家裡成天看電視。要面對這樣的小孩,在教學上是需要經驗與方法的,而大學生沒有這樣的支援,為了跟孩子維持關係,只好扮演好哥哥好姊姊,順應著孩子們提出的各種要求,陪著孩子到處玩耍。因為來了大玩伴而活力四射的孩子,幾乎騎到他們頭上。

這樣的狀態,除了影響組合屋裡的小學生,也影響了托兒所的小孩,小小孩也跟在哥哥姊姊身邊有樣學樣。三叉坑托兒所的老師淑鳳,花了整個學期培養起來的生活規律,在這個夏天裡逐漸瓦解。暑假裡,小小孩無故缺課,托兒所幾乎停擺。淑鳳老師也無力處理,她告訴我說,就讓他們玩吧,幾點上學、幾點學習、幾點中餐、幾點午睡,每天來托兒所的這些規律,就等大學生們離開之後,再來重新培養吧。

當年,我也只是傷腦筋的,冷漠的看著暑假現象,覺得大學生很可憐,這個服務很荒謬。而花蓮放映那天,那個問我山服問題的女孩,讓我從她專注而憂思的神情上,回想起那年夏天的景象。

我想,在這個功利的社會裡,會加入服務社團的年輕人,其熱情敏感、樂於助人的特質,應該是這群人聚在一起的原因。也是這種特質,驅使我走進紀錄片工作,只不過我後來才知道,除了情感與人格特質的因素之外,要能夠真正助人,還需要許多種能力的培養,以及生命經驗的琢磨。

而那個年輕觀眾想問的,什麼樣的角度是大學服務社團可以切入的?關於這一點,我這幾天想了想,倒是有一個簡單的建議。

透過上面的例子,我接觸到的,主要是服務位置與內容的誤判。課輔雖然重要,但卻很難做,其實課輔是相當專業的領域,我個人是這麼認為,我從來不覺得幼教與小學生的輔導是多數人可以做的。聽說有許多服務社團在作課輔,課輔怎麼樣可以做得好,我想這部份留給有經驗的人來提出。

我想到的是,大學青年這股力量,不要執著在「自己可以為部落做什麼」。就像大家已經深刻感受到的,我們連部落都不了解,那就放下急著想做什麼的心情,輕鬆下來,讓自己放空,到部落裡去體驗、學習。這時候一個學習的介面應該是最重要的設計。我想到一個方法,是否可以與當地的部落工作組織,深入討論合作的可能性。把自己的位置放下來,找出最務實的參與位置,例如跟大安溪部落工作站一起協調出一種對互相有幫助的專案形式。

例如三叉坑部落做傳統竹屋、或者做部落溪流傳統步道整治的專案,工作架構與內容都很清晰,是部落裡正在努力的工作,又很需要人力投入。其實工作站裡的社工員,常常也是透過參與這類型工作,與部落的人們接觸,一起勞動、一起創造、從中觀察學習。而在部落裡已經有深刻經驗的工作站社工員,又可以為來參與的大學生提供討論與諮詢。

學徒、實習、義務參與的角色,往往是大學青年最適合的位置。我想起以前的暑假,梨山剛好是採收梨子的季節,需要大量工人,經常有大學生為了賺學費,來到梨山的工寮裡打工,他們背著背包,一到梨山車站,到處問哪裡需要工人。其實那就是一種最好的體驗,每天與農民在果園裡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親身與農人一起農作,經歷颱風、整修工寮、觀察整個產業生態,看農人看天吃飯,憂煩著行口對水果價錢的控制,當時我們登山社也有不少成員會去做這種工作,他們從不擔心自己要為別人做些什麼,反而是這樣的生活,其體驗異常的豐富。

如今的梨山,需要的工人越來越少了,但也不是沒有。這只是我的一個提議,畢竟我並非山服團成員,不知道山服成員的想像是什麼。最後,我想起在幾次的放映現場,偶而會有一些熱心的觀眾看完了影片,跑到我面前抓著我問,怎麼辦,那麼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我真的只想說,不急,不急,我們可能受到儒教的影響太大,以為自己總要有用,急於用事,其實,沒有想到自己要有用的人,可能才能打開內心的空碗,盡情敞徉在不同的族群文化與生活世界。至於你所憂慮的,這樣的服務不能斷,因為將來這些人還會陸續關心部落,我想,留待到大家出社會了,有更多的生命經驗與能力之後,再來想怎麼協助原住民議題,其實一點都不晚。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後記(從亮丰回覆網友的內文摘錄)

 這篇文章是我存在內心裡曾有過的感觸,我並不能提供答案,一件事情也不可能只有一個答案,所謂的【威權】,就是只有一個必須服從的答案,不願意接受其他的感受,與其他思考的存在空間。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威權】來自於我自己,我也曾經經歷過壓迫自己要符合某一種要求,某一種我所以為的價值,比如認真啦、助人啦、關心弱勢啦、這些價值甚至大過於我自己的感受,叫我只能忍受,不能去質疑價值。我在想,我也曾經用過這種威權去壓迫過其他人。

這是我之所以欽佩那位在花蓮放映場中,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年輕女孩的原因。她在意自己的感受,覺得她就是疑惑了,她就是覺得有問題。而從她清晰的提問中,讓我感受到,她想這個問題,一定是已經想很久了。

其實她自己在這些年反覆思考疑惑的過程,已經開始有答案了吧?有了自己的方向。那是屬於她自己的答案了。

由於她傾向於忠實於自己內在的困惑,不願意壓抑自己的疑惑,這就是獨立思考的來源吧。而我這個曾經盲目在部落裡到處想要使力的人,最後終於經驗了一些自己拼命用力也做不出個所以然的經驗之後,終於回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看見了自己好笑與可以調整的地方。

還有,解放自己的另一個方式也許是吸收知識與討論吧。這又是從事弱勢者工作的一個很大的議題。是我文章中沒有去講的。

原住民社會的許多議題是社會結構的,我們不同族群社會之間存在太多的差異,也累積了很長歷史的社會不正義,這不是短短的三十多年生命的我,就能夠理解的,若要去碰觸這樣的工作,我必須要去吸收這方面的知識來補充自己的不足。

比如說,存在我們社會中,只有一種【教育】,也就是主流升學教育的機制,而我們這些人,就是從這種機制裡競爭生存出來的人,我們很可能視野非常狹隘。看不到那些根本無法在這套機制裡突出的人,他們有什麼樣的方式與管道來活出屬於自己的路徑?打一場屬於他們的生存競爭?

我們與原住民,或者說在網路上討論著這些的我們,跟那群打零工的人們,有非常大的差異,我們並不擁有同樣的世界,走的也是完全不同調性的路。遭遇了不同的問題。而這之中有太多的社會議題模糊疊合在一起,在原住民地區工作的我們,不可能不去碰觸。

例如說,你是否曾經在玉山山區、雪霸山區帶兒童活動的某個夏天,意外的去碰觸到【國家公園】這樣的地域劃定與定義,給予你的不正義或者複雜的心情?而忽然之間,某些作為平地人的自以為是的概念,終於受到質疑?

他人的生存之地,某些族群的渡假領域。這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各自維生的世界,這世界擁擠得,讓我們之間充滿了許多複雜的關係。

若我們有心要參與進去協助,靠的絕對不是助人的善心而已,這牽涉到對我們現存社會的重新理解與求知。從登山到現在,對我來說,這條認識我所生存的複雜社會的路徑,我還在繼續走著,從各種複雜的族群關係中,不斷去更改自己僅僅侷限於自己族群的認知。越走,越發現我並不能做些什麼大事,但是,至少我靠著自己去認識這些族群,而脫離了主流社會灌輸給我的錯誤的東西。

我認為這樣是很重要的。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在三叉坑記事本部落格上有更精采的對話,歡迎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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