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瓊齡 台灣國際志工協會 副理事長
人如果突然活到某種境地，發現自己經歷過或是在意的某些人事物，動不動就可以用十年來計量的時候，那種發現，也不能說是震撼，也不是說感傷，但的確會有種「瞭然」。那種「瞭然」的發生，需要時間來釀，而十年，似乎是初初熟成的時機點。
九二一地震迄今屆滿十年，沒想到，這個事件竟然也就這樣跟著我十年。離奇的是，我完全不是直接的受災者，跟我親近的人裡頭，也沒有人直接受災。
1999年，九二一地震發生的前夕，我跟當時的男友，也就是我後來結婚的丈夫，他是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全促會）的第一位工作人員，我們因為參與苗栗社區大學的前期籌辦工作而結識。那天，我們決定穿著情人裝（其實也就是兩件同款不同size的T-shirt罷了），一起出現在永和社區大學的開學典禮，以行動公開我們的戀情。
那天稍後，不知為何地，我們決定去唱KTV，一直唱到隔天凌晨一點四十幾分，剛剛結完帳，就停電了，我當時還以為KTV太現實，一結完帳就不給唱，竟然還找人攔在出口，確定已繳費才讓我們離開。一下樓，才知道中和整個鄰近地區都停電，並且感受到一波波餘震，到了車上，發現廣播也中斷，收不到訊息，這時感受到有點不尋常了，但也無從衡量究竟有多不尋常。
第二天還是停電著，然而，在各種訊息皆傳遞不易的狀態下，終究還是一點一滴地，把整個災難的輪廓，慢慢拼湊出來了。
當時已經成立的有台北市文山社大，新竹市青草湖社大，苗栗縣社大已進入招生階段，台北縣五所社大就在地震前一晚同時開學，而全促會在震前兩天剛剛辦過成立大會，當時的社區大學領域，還相當稚嫩，一切都在草創階段，對於九二一地震，都認為自己應該要有所行動，但也不確知從何著力。
我的男友，全促會唯一的工作人員，約莫在震後一週內就到了埔里的災區，他受命評估到災區成立一所社區大學的可能性。他沒對我描述當時的細節，只說，災區一片混亂，許多罹難者都有待辨認，沒法安葬，搜救工作也還持續進行。
我想起他高中時代，因為家裡頭在半年內連續辦了三場喪事，跟殯儀館熟了起來，後來竟然就去當志工，也幫忙搬過支離破碎的車禍屍體，便突發奇想地問他，那也可以重操舊業，去幫忙災區背屍體啊！他抬起眼看了我一陣，無言。
後來，全促會真的找到企業一筆專款資助，真的要在災區辦一所社大了，他問我，如果要去災區蹲點，我跟不跟？我點頭如搗蒜，完全不多加思索。
哈！那時候，還真是年輕啊！
在災區建立社區大學的事情，後來採取跟當地的團隊合作，只有一名員工的全促會，不可能就讓他這樣去駐點，而我陪同進駐災區參與第一線救災與重建的壯志，也暫告停滯。
不久後，昔日在花蓮從事社造工作的伙伴找上門了。他決定搭配台北下到災區的社造團體，進入中寮災區駐點一年，而他原本在花蓮的工作需要有人接替，他跟組織的老闆都屬意我。稍稍想了一下，沒跟任何人商量，就即刻答應了，既然不能到第一線去幫忙，那麼，去當替代人力，讓可以進到第一線的人沒有後顧之憂，讓提供人力支援災區的組織可以不失血、運作如常，這也是我為災區效力的方式之一吧？！並不是都要湧到第一現場去，才叫做投入救援或重建工作吧！？
男友知道我的決定後，明顯地有感傷，感傷於我為何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還是自己一個人就拍版定案，完全沒想到需要跟他商量。
哈！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的啊！今年暑假，跟清大印尼志工團到中亞齊的Takengon服務，我很阿沙力地當場宣稱，明年春天要來long stay，並且很快地買好機票以昭決心。完全沒想到需要跟誰商量。
一年很快地過去。2000年在花蓮，拜九二一地震之賜，我們很輕易地以「防災」為名目取得贊助，嘗試在原本的社區工作裡頭融入防災的概念。然而，我必須說，那不是個成功的經驗。花蓮平日是個地震頻繁的區域，照說，大家應該比台灣其他地區的人更有憂患意識才是。然而，我自己過去在花蓮生活五六年的經驗卻是，地震太稀鬆平常，反倒使我習於對地震無感。記得早些年在花蓮跟我學中文，一輩子沒遇過地震的美國學生，某天跟我說，他前一天感受到的地震有十幾次，而我卻只對其中的兩次有感。
一年的工作期滿，我依照承諾完成了支援工作回到台北，但是，之前到災區支援的伙伴，卻在期滿之後決定要離職。他沒有繼續留在災區，卻也沒有回到原單位來，這時候，再沒有支援災區這種偉大的理由作為緩衝的名目，人終究得誠實面對自己的真實狀況。但其實有些難堪。
災後五年的時候，我還是記掛著九二一，一直以為，或許是因為自己從事過社造工作，因此，對於九二一地震的發生，對於那麼多來自全台各地的社造組織或個人投入後續的救災重建，會有特別的觸動。總覺得，九二一地震是對於台灣社造組織的一次大體檢，到底社造搞了幾年，舉國沸騰的，哪些是玩真的，哪些是喊假的，在面對這次的災難，也都立見真章。
那麼多年來，雖然從不曾第一線過，但總還是持續地，有意無意地關照災區的狀況，甚至在震後七年，當時在政大辦理青年公益論壇，培訓年輕的NGO種子，面對來自災區的學生時，都還會有特別的關注，在安排實習機構的時候，還是要把位在災區的NGO拉進來。
直到地震九年後，四川地震發生，發現自己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盡可能去蒐集自己所知道有關九二一的重建經驗，不管成功的、失敗的，直接的、間接的，只要是自己認得的，在對岸想要從事川震救災工作的組織、伙伴有需求，就義不容辭的提供訊息，那陣子，那種自然冒出的熱度，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但就在那個同時，卻又突然間解惑。
那個疑惑是來自於，九二一震後三年多，到埔里菩提長青村參加一個研討會，當時由日本某大學的師生們來分享。他們當年阪神地震後校方曾經組團到災區服務，因此當台灣的九二一發生了，他們也就很快地來到災區陪伴老人家。但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僅僅到台灣陪伴了老人幾天，回到日本之後，竟然都不約而同地，開始關懷起自己的祖父母，這種現象，在阪神災區並不曾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引發了教授們的研究動機，而師生們依舊每年到台灣的災區服務體驗。
這個故事（或說事實）很動人，我一直都記得，但其實並不真正瞭解。又在心裡頭放了幾年，直到2008年五月的四川地震發生，直到連自己都不能理解對於參與川震相關事務的熱情迸發時，才突然理解經歷過阪神的人何以會對九二一有感，而經歷過九二一的人何以對川震有感。那種「有感」，並不需要是地震的直接受災者，但這個事件必須在心裡頭佔據著某種份量，才會發酵。
2008年7月，我接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委託辦理兩岸大專青年交流，事先知道有四川大學的研究生隨著教授從事重建規劃工作，在計畫執行的過程中，便立刻把埔里的新故鄉基金會，埔里長青村，邵族的自力造屋案例，列為交流對象，並有一晚捨旅館，住在全台灣唯一尚未拆除的組合屋（長青村）的屋舍裡。藉由這樣的入住，讓我們有限的停留時程，不僅僅只是參訪而已。我們也跟當年的受災倖存者，同處在同一時空。
2009年1月，唯恐一張免費的機票過期，讓我在一週內決定了中國之行，也臨時透過前一年夏天接待過的幾位中國學生，我進到了汶川重災區，還有藉此完成生態旱廁修建的廣漢滴水村。沒有經過周密規劃的成行，卻順遂地水到渠成。
2009年八八水災前夕，我們一行到印尼從事志願服務的清大國際志工團安然地返台。返台兩三天，被雨囚在北台灣的家中，長久不看電視的我，並未覺察災難來臨，幾封遠方外籍友人捎來問候颱風災情的電子郵件，只覺他們真貼心，絕沒料到年年都會有，也沒有天搖地動的颱風，竟然災情會不亞於九二一。
幾個剛從國外服務回來的清大印尼團志工，即刻地血脈賁張，恨不能衝進災區去。但基於自九二一以來累積的種種teaching，我知道現在衝進災區，大部分是滿足了自己想要幫助人、想要付出的心，卻未必一定都能幫得上忙，或者確保資源的不被浪費。我衡量自己的特質與能耐，重申自己的定位在於中長期的陪伴工作，特別是要等待媒體的熱潮自然消退之後，也鼓勵這些年輕的志工們持續關心災情的發展，以便在漫漫的重建過程中，在適當的時機出手。
2007年夏天進到南亞海嘯已三年的印尼亞齊服務，那次的經驗讓我明白，對於受災者的關注不會嫌遲也不會過多，特別是在生活看似漸上軌道之後，受災者在他者或是自己的期許下，「應該」要「走出來」的階段，還有人願意聆聽，願意陪伴，或者就只是把自己送到他們面前，單純地共同生活一段時間，永遠都不顯多餘。
在九二一屆滿十年的此時此刻，我選擇來到埔里，參與國際研討會。裡頭有日本，台灣，中國的與會者，因為類似的災難促成了這幾批人的共處一室。
當年的我們，無可選擇地被災難眷顧，當今的我們，則是自主地決定要從類似的災難中超越，向彼此面對苦難的態度致意。這裡頭，隨著主題變換，不斷交錯出現的案例是，有些人誠實分享中途潰敗的心路歷程，有些人分享著似乎頗有前景的發展現況。似乎，這場聚會的邀集有個隱藏的企圖：過往重建過程的成與敗，並不是用來蓋棺論定的依據。
2009年的九二一紀念日，我來到台灣地理區位的中心，一塊唯一沒有海洋包圍的土地。我認為自己需要一個儀式，來紀念過往籠罩在九二一災後的十年，某種隱而未顯的心理過程。我坐在會議場的邊緣，環顧著一屋子真正在災難身歷其境的人，安靜地，完成我需要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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