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山服團的問題

轉載緣起(peggy)：
88風災，花蓮幸運地沒有傳出太大災情。但連年颱風、豪雨、地震，早已在花蓮的土地上，劃上162條土石流，誰能知道將來花蓮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不應該自己嚇自己，但不能忘記要從過去的經驗中記取教訓。

天災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災害防治、災後重建的議題持續，四處都有人在問：「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想起10年前自己甫踏入社福系時，選修寒假實習到卓蘭進行921災後重建的經驗。

我們設計一些活動方案、進行課輔，短暫停留幾個禮拜後離開。到現在我仍對自己當初的進入感到懷疑，反覆思索著：「我們帶著服務的熱忱進入災區，孩子們卻對我們設計的活動興致缺缺，那我們進入災區服務，究竟是為了滿足誰的需求？愛心若是一種單向、不顧災民意願的強迫給予，短暫服務、關係剛建立就消失，豈非是對災民的二次傷害？然而，倘若擔心不能承諾長遠的服務，難道我們就該冷眼旁觀？」

10年了，早已不是社福系學生的我輾轉到了花蓮，開始在這片土地上工作，88風災後，耳邊斷續傳來朋友、年輕學子的聲音，原來他們和10年前的我一樣，都在問同樣的問題。

想起朋友推薦的這篇《三叉坑》紀錄片導演陳亮丰2005年到花蓮璞石放片後的筆記，在網路上詢問亮丰可否轉載時，她問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過時』的問題？」，我跟她說：「應該沒有吧！」，你/妳覺得呢？

文 / 陳亮丰 November 3, 2005

三叉坑的花蓮放映場中，出現了許多年輕的面孔，事後回想起來覺得蠻特別的。尤其是有一組年輕朋友，他們並不住花蓮，而是大家約好了一起到花蓮去玩耍，順便看片子。也許是因為場地小、燈光柔和昏暗氣氛佳的關係，這些年輕人們詢問的問題，都和自己很接近，其中有一個年輕女生，問了我關於山服團的問題。她娓娓道來，思緒清楚，而我在現場回答得不好，沒有對準她的疑問。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記得這件事情，總覺得還要再好好想一想。以致於重新看花蓮場錄影時，我決定花一點點篇幅，重新想想這個問題。希望她能看見這一篇。

女孩：


我大學的時候在山服隊待過，最近回去的時候發現，我們的社團面臨一個從我接手到我離開一直以來的問題，就是大學的山服社團（或者說學校社團），發現自己並不能真的為原住民做些什麼。可是這樣的參與又少不了，因為以後這些人到了社會上，還會持續關心，這樣的行動我是覺得斷不了，也不應該斷的。可是我們的參與又沒有辦法太深，我想要問有實際經驗的人，到底有什麼樣的角度，是社團可以介入的？

亮丰：


我沒有山服的背景，無法深入的回答你這個問題，不過我知道山地服務社團的內部，也有反省這個問題的聲音，近年來有些社團，甚至將自己改名為山學團。

我想這個問題，並不僅僅限於山服團內部的問題，而是所有去到弱勢團體或者不同文化與生活形態的地方工作的人，在內心裡不斷問自己的問題。

就像是大安溪部落工作站的朋友，他們剛在部落展開工作的時候，內在也會有這樣的衝突，我在不理解部落的時候，卻帶著資源進入部落，我到底在做什麼？我到底是帶著資源來擾亂部落，還是說我真正的做了些什麼？他們是花了很多時間，才認識到部落遭遇的困難，而開始找尋、創造他們所謂的部落工作。這不是山服自己的問題而已，而是所有外來工作者都會反問自己的。

女孩：


我們也改名了（改了什麼名字聽不清楚），但我發現說改了名字之後，問題還是存在的。我們發現自己變成一個不上不下的資源，如果我們想做得比較深，學校不會讓我們出團；但是我們弄得比較淺的話，變成出完團之後，就會覺得無力感很重，覺得根本幫不了他們，這次出團只是白花一趟錢，然後自己去那邊給人家添麻煩，這是我們現在號召成員的時候，很弱的地方。

※ ※ ※

當天我的回答不太有焦點，不知道為什麼，從花蓮回來之後，一直想著她的話，一直想著，直到我想起了組合屋裡的某一年暑假。

曾經有一個暑假，組合屋裡來了一群說要幫忙課輔的大學生，他們不是山服團，而是某個社福組織的專案，我想，他們會來到部落從事課輔，其初衷並非是惡的，但是號召他們來到組合屋課輔的那些口號以及出隊的行動，很有可能過度簡化，也許只將組合屋小孩，描繪為可憐的欠缺學習資源的小孩，就發動了工作，但沒有時間做前期準備。

當他們來到組合屋，真實開始出現。組合屋裡也有成績好的小孩，以三叉坑來講，有父母為了讓孩子追上平地人，從小就把孩子送往東勢國小。而真正需要幫助的小孩，則因為長期學習困難，在校園遭受挫折、被體罰、被班上同學疏離，造成學習意願低落。結果就是，對此情況並不了解的大學生，面對了一群連校園教師都無力面對的學生，他們遭遇了棘手的教學挑戰，但是這群大學生，在這方面不具有專業訓練。甚至沒有心理準備。

我看到這群大學生，強壓著心中的疑惑與無奈，疲憊的維持笑臉，陪伴組合屋小孩。他們也想作好課輔，但是他們很快的發現組合屋裡的課輔逐漸失控走樣，長年在狹窄組合屋生活的小孩，尤其是小男生，活動力與破壞力驚人，肢體之間的碰撞很容易暴力化，這是環境造成的，課輔無法靜下來做，小孩笑鬧、打打玩玩，打開會議室的電視大聲放映、到處丟東西發洩精力、跑來撞去，或者帶來了動物，什麼都可以玩，就是很難坐下來，若你拉下臉來，小孩就呼朋引伴回去了，或消失在山林野溪之中，或者乾脆關在家裡成天看電視。要面對這樣的小孩，在教學上是需要經驗與方法的，而大學生沒有這樣的支援，為了跟孩子維持關係，只好扮演好哥哥好姊姊，順應著孩子們提出的各種要求，陪著孩子到處玩耍。因為來了大玩伴而活力四射的孩子，幾乎騎到他們頭上。

這樣的狀態，除了影響組合屋裡的小學生，也影響了托兒所的小孩，小小孩也跟在哥哥姊姊身邊有樣學樣。三叉坑托兒所的老師淑鳳，花了整個學期培養起來的生活規律，在這個夏天裡逐漸瓦解。暑假裡，小小孩無故缺課，托兒所幾乎停擺。淑鳳老師也無力處理，她告訴我說，就讓他們玩吧，幾點上學、幾點學習、幾點中餐、幾點午睡，每天來托兒所的這些規律，就等大學生們離開之後，再來重新培養吧。

當年，我也只是傷腦筋的，冷漠的看著暑假現象，覺得大學生很可憐，這個服務很荒謬。而花蓮放映那天，那個問我山服問題的女孩，讓我從她專注而憂思的神情上，回想起那年夏天的景象。

我想，在這個功利的社會裡，會加入服務社團的年輕人，其熱情敏感、樂於助人的特質，應該是這群人聚在一起的原因。也是這種特質，驅使我走進紀錄片工作，只不過我後來才知道，除了情感與人格特質的因素之外，要能夠真正助人，還需要許多種能力的培養，以及生命經驗的琢磨。

而那個年輕觀眾想問的，什麼樣的角度是大學服務社團可以切入的？關於這一點，我這幾天想了想，倒是有一個簡單的建議。

透過上面的例子，我接觸到的，主要是服務位置與內容的誤判。課輔雖然重要，但卻很難做，其實課輔是相當專業的領域，我個人是這麼認為，我從來不覺得幼教與小學生的輔導是多數人可以做的。聽說有許多服務社團在作課輔，課輔怎麼樣可以做得好，我想這部份留給有經驗的人來提出。

我想到的是，大學青年這股力量，不要執著在「自己可以為部落做什麼」。就像大家已經深刻感受到的，我們連部落都不了解，那就放下急著想做什麼的心情，輕鬆下來，讓自己放空，到部落裡去體驗、學習。這時候一個學習的介面應該是最重要的設計。我想到一個方法，是否可以與當地的部落工作組織，深入討論合作的可能性。把自己的位置放下來，找出最務實的參與位置，例如跟大安溪部落工作站一起協調出一種對互相有幫助的專案形式。

例如三叉坑部落做傳統竹屋、或者做部落溪流傳統步道整治的專案，工作架構與內容都很清晰，是部落裡正在努力的工作，又很需要人力投入。其實工作站裡的社工員，常常也是透過參與這類型工作，與部落的人們接觸，一起勞動、一起創造、從中觀察學習。而在部落裡已經有深刻經驗的工作站社工員，又可以為來參與的大學生提供討論與諮詢。

學徒、實習、義務參與的角色，往往是大學青年最適合的位置。我想起以前的暑假，梨山剛好是採收梨子的季節，需要大量工人，經常有大學生為了賺學費，來到梨山的工寮裡打工，他們背著背包，一到梨山車站，到處問哪裡需要工人。其實那就是一種最好的體驗，每天與農民在果園裡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親身與農人一起農作，經歷颱風、整修工寮、觀察整個產業生態，看農人看天吃飯，憂煩著行口對水果價錢的控制，當時我們登山社也有不少成員會去做這種工作，他們從不擔心自己要為別人做些什麼，反而是這樣的生活，其體驗異常的豐富。

如今的梨山，需要的工人越來越少了，但也不是沒有。這只是我的一個提議，畢竟我並非山服團成員，不知道山服成員的想像是什麼。最後，我想起在幾次的放映現場，偶而會有一些熱心的觀眾看完了影片，跑到我面前抓著我問，怎麼辦，那麼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我真的只想說，不急，不急，我們可能受到儒教的影響太大，以為自己總要有用，急於用事，其實，沒有想到自己要有用的人，可能才能打開內心的空碗，盡情敞徉在不同的族群文化與生活世界。至於你所憂慮的，這樣的服務不能斷，因為將來這些人還會陸續關心部落，我想，留待到大家出社會了，有更多的生命經驗與能力之後，再來想怎麼協助原住民議題，其實一點都不晚。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後記(從亮丰回覆網友的內文摘錄)

 這篇文章是我存在內心裡曾有過的感觸，我並不能提供答案，一件事情也不可能只有一個答案，所謂的【威權】，就是只有一個必須服從的答案，不願意接受其他的感受，與其他思考的存在空間。

有時候我覺得，我的【威權】來自於我自己，我也曾經經歷過壓迫自己要符合某一種要求，某一種我所以為的價值，比如認真啦、助人啦、關心弱勢啦、這些價值甚至大過於我自己的感受，叫我只能忍受，不能去質疑價值。我在想，我也曾經用過這種威權去壓迫過其他人。

這是我之所以欽佩那位在花蓮放映場中，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的年輕女孩的原因。她在意自己的感受，覺得她就是疑惑了，她就是覺得有問題。而從她清晰的提問中，讓我感受到，她想這個問題，一定是已經想很久了。

其實她自己在這些年反覆思考疑惑的過程，已經開始有答案了吧？有了自己的方向。那是屬於她自己的答案了。

由於她傾向於忠實於自己內在的困惑，不願意壓抑自己的疑惑，這就是獨立思考的來源吧。而我這個曾經盲目在部落裡到處想要使力的人，最後終於經驗了一些自己拼命用力也做不出個所以然的經驗之後，終於回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看見了自己好笑與可以調整的地方。

還有，解放自己的另一個方式也許是吸收知識與討論吧。這又是從事弱勢者工作的一個很大的議題。是我文章中沒有去講的。

原住民社會的許多議題是社會結構的，我們不同族群社會之間存在太多的差異，也累積了很長歷史的社會不正義，這不是短短的三十多年生命的我，就能夠理解的，若要去碰觸這樣的工作，我必須要去吸收這方面的知識來補充自己的不足。

比如說，存在我們社會中，只有一種【教育】，也就是主流升學教育的機制，而我們這些人，就是從這種機制裡競爭生存出來的人，我們很可能視野非常狹隘。看不到那些根本無法在這套機制裡突出的人，他們有什麼樣的方式與管道來活出屬於自己的路徑？打一場屬於他們的生存競爭？

我們與原住民，或者說在網路上討論著這些的我們，跟那群打零工的人們，有非常大的差異，我們並不擁有同樣的世界，走的也是完全不同調性的路。遭遇了不同的問題。而這之中有太多的社會議題模糊疊合在一起，在原住民地區工作的我們，不可能不去碰觸。

例如說，你是否曾經在玉山山區、雪霸山區帶兒童活動的某個夏天，意外的去碰觸到【國家公園】這樣的地域劃定與定義，給予你的不正義或者複雜的心情？而忽然之間，某些作為平地人的自以為是的概念，終於受到質疑？

他人的生存之地，某些族群的渡假領域。這已經不是一個可以各自維生的世界，這世界擁擠得，讓我們之間充滿了許多複雜的關係。

若我們有心要參與進去協助，靠的絕對不是助人的善心而已，這牽涉到對我們現存社會的重新理解與求知。從登山到現在，對我來說，這條認識我所生存的複雜社會的路徑，我還在繼續走著，從各種複雜的族群關係中，不斷去更改自己僅僅侷限於自己族群的認知。越走，越發現我並不能做些什麼大事，但是，至少我靠著自己去認識這些族群，而脫離了主流社會灌輸給我的錯誤的東西。

我認為這樣是很重要的。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在三叉坑記事本部落格上有更精采的對話，歡迎點閱。

【訊息】第一屆東岸故事劇場節：秋天有戲

第一屆東岸故事劇場節：秋天有戲
在秋天，潛入劇場，

在劇場，滑入渴望，

成長的，追尋的，喧囂的，安靜的。

宛如儀式，宛如行旅，

觸碰你造夢的靈魂，

挑動你流浪的基因。

Part1梗劇場《香港出品》
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女孩圈圈，從一杯港式鴛鴦開始。她見證了六四文運，見證了八十年代香港移民潮，見證了九七回歸，○三年的SARS，以及金融海嘯。最後，她又怎麼會跑到台灣？邀請你來見證圈圈的勇敢、幽默，又帶點小小憂傷的倒帶人生。

場次：10‧30五pm7：30、10‧31六pm7：30
地點：璞石咖啡館（花蓮市明禮路8號）

Part2周力德《行動前夕的暖身》
透過三名青年的故事接力，
思索在這個經濟不景氣時代下的社會種種，
像是一則則的寓言，
充滿簡單而深刻的力量。

場次：11‧7六pm2：30、11‧8日pm2：30
地點：聲子藝棧展演廳（花蓮市博愛街199號）

Part3蕭紫菡和她的流浪樂手們《流浪記》
「我相信每種藝術最初都是從一個小房間的距離開始的。」初次見面的吉他手南瓜這麼告訴蕭紫菡。於是，一群相信這樣短小卻不輕薄的力量的樂手，與她組成流浪團。她要用那些體內蟄伏多年的現代、爵士、佛朗明哥……，在流浪樂手的聲音包覆之中，跳出你渴望卻不敢觸碰的內在靈魂。向世界宣告：無論旅程還要走多久，哪裡能跳舞，哪裡就是家！

場次：11‧28六pm7：30、11‧29日pm2：30
地點：聲子藝棧展演廳（花蓮市博愛街199號）
票價：‧一般／單場150 元 ‧學生／單場120元
※10月26日前預購，單場100元
購票地點：東海岸文教基金會（花蓮市林森路210-2號）、璞石咖啡館（花蓮市明禮路8號）、聲子藝棧（花蓮市博愛街199號）
電話：03-8334545 or 0963028607吳先生

【好友推薦】（點選節目即可連結至活動網址）
‧10／17~11／14再拒劇團《黑潮樂舞》（工作坊＋演出）＠花蓮創意文化園區
‧10／17《雷光夏‧巴歌浪Pakelang》月光音樂PartyⅡ在項鍊
‧10／10~10／24謝杰廷《時間在：聽音作樂》音樂講座@璞石咖啡館

主辦單位：東海岸文教基金會
合辦單位：璞石咖啡館、聲子藝棧
協辦單位：O’rip生活旅人工作室、聲子樂集、再拒劇團

【在地行動】十 年—Since1999.Sep.21.

張瓊齡 台灣國際志工協會 副理事長

人如果突然活到某種境地，發現自己經歷過或是在意的某些人事物，動不動就可以用十年來計量的時候，那種發現，也不能說是震撼，也不是說感傷，但的確會有種「瞭然」。那種「瞭然」的發生，需要時間來釀，而十年，似乎是初初熟成的時機點。
九二一地震迄今屆滿十年，沒想到，這個事件竟然也就這樣跟著我十年。離奇的是，我完全不是直接的受災者，跟我親近的人裡頭，也沒有人直接受災。

1999年，九二一地震發生的前夕，我跟當時的男友，也就是我後來結婚的丈夫，他是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全促會）的第一位工作人員，我們因為參與苗栗社區大學的前期籌辦工作而結識。那天，我們決定穿著情人裝（其實也就是兩件同款不同size的T-shirt罷了），一起出現在永和社區大學的開學典禮，以行動公開我們的戀情。

那天稍後，不知為何地，我們決定去唱KTV，一直唱到隔天凌晨一點四十幾分，剛剛結完帳，就停電了，我當時還以為KTV太現實，一結完帳就不給唱，竟然還找人攔在出口，確定已繳費才讓我們離開。一下樓，才知道中和整個鄰近地區都停電，並且感受到一波波餘震，到了車上，發現廣播也中斷，收不到訊息，這時感受到有點不尋常了，但也無從衡量究竟有多不尋常。

第二天還是停電著，然而，在各種訊息皆傳遞不易的狀態下，終究還是一點一滴地，把整個災難的輪廓，慢慢拼湊出來了。

當時已經成立的有台北市文山社大，新竹市青草湖社大，苗栗縣社大已進入招生階段，台北縣五所社大就在地震前一晚同時開學，而全促會在震前兩天剛剛辦過成立大會，當時的社區大學領域，還相當稚嫩，一切都在草創階段，對於九二一地震，都認為自己應該要有所行動，但也不確知從何著力。

我的男友，全促會唯一的工作人員，約莫在震後一週內就到了埔里的災區，他受命評估到災區成立一所社區大學的可能性。他沒對我描述當時的細節，只說，災區一片混亂，許多罹難者都有待辨認，沒法安葬，搜救工作也還持續進行。

我想起他高中時代，因為家裡頭在半年內連續辦了三場喪事，跟殯儀館熟了起來，後來竟然就去當志工，也幫忙搬過支離破碎的車禍屍體，便突發奇想地問他，那也可以重操舊業，去幫忙災區背屍體啊！他抬起眼看了我一陣，無言。

後來，全促會真的找到企業一筆專款資助，真的要在災區辦一所社大了，他問我，如果要去災區蹲點，我跟不跟？我點頭如搗蒜，完全不多加思索。

哈！那時候，還真是年輕啊！

在災區建立社區大學的事情，後來採取跟當地的團隊合作，只有一名員工的全促會，不可能就讓他這樣去駐點，而我陪同進駐災區參與第一線救災與重建的壯志，也暫告停滯。

不久後，昔日在花蓮從事社造工作的伙伴找上門了。他決定搭配台北下到災區的社造團體，進入中寮災區駐點一年，而他原本在花蓮的工作需要有人接替，他跟組織的老闆都屬意我。稍稍想了一下，沒跟任何人商量，就即刻答應了，既然不能到第一線去幫忙，那麼，去當替代人力，讓可以進到第一線的人沒有後顧之憂，讓提供人力支援災區的組織可以不失血、運作如常，這也是我為災區效力的方式之一吧？！並不是都要湧到第一現場去，才叫做投入救援或重建工作吧！？

男友知道我的決定後，明顯地有感傷，感傷於我為何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還是自己一個人就拍版定案，完全沒想到需要跟他商量。

哈！我到現在都還是這樣的啊！今年暑假，跟清大印尼志工團到中亞齊的Takengon服務，我很阿沙力地當場宣稱，明年春天要來long stay，並且很快地買好機票以昭決心。完全沒想到需要跟誰商量。

一年很快地過去。2000年在花蓮，拜九二一地震之賜，我們很輕易地以「防災」為名目取得贊助，嘗試在原本的社區工作裡頭融入防災的概念。然而，我必須說，那不是個成功的經驗。花蓮平日是個地震頻繁的區域，照說，大家應該比台灣其他地區的人更有憂患意識才是。然而，我自己過去在花蓮生活五六年的經驗卻是，地震太稀鬆平常，反倒使我習於對地震無感。記得早些年在花蓮跟我學中文，一輩子沒遇過地震的美國學生，某天跟我說，他前一天感受到的地震有十幾次，而我卻只對其中的兩次有感。

一年的工作期滿，我依照承諾完成了支援工作回到台北，但是，之前到災區支援的伙伴，卻在期滿之後決定要離職。他沒有繼續留在災區，卻也沒有回到原單位來，這時候，再沒有支援災區這種偉大的理由作為緩衝的名目，人終究得誠實面對自己的真實狀況。但其實有些難堪。

災後五年的時候，我還是記掛著九二一，一直以為，或許是因為自己從事過社造工作，因此，對於九二一地震的發生，對於那麼多來自全台各地的社造組織或個人投入後續的救災重建，會有特別的觸動。總覺得，九二一地震是對於台灣社造組織的一次大體檢，到底社造搞了幾年，舉國沸騰的，哪些是玩真的，哪些是喊假的，在面對這次的災難，也都立見真章。

那麼多年來，雖然從不曾第一線過，但總還是持續地，有意無意地關照災區的狀況，甚至在震後七年，當時在政大辦理青年公益論壇，培訓年輕的NGO種子，面對來自災區的學生時，都還會有特別的關注，在安排實習機構的時候，還是要把位在災區的NGO拉進來。

直到地震九年後，四川地震發生，發現自己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盡可能去蒐集自己所知道有關九二一的重建經驗，不管成功的、失敗的，直接的、間接的，只要是自己認得的，在對岸想要從事川震救災工作的組織、伙伴有需求，就義不容辭的提供訊息，那陣子，那種自然冒出的熱度，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但就在那個同時，卻又突然間解惑。

那個疑惑是來自於，九二一震後三年多，到埔里菩提長青村參加一個研討會，當時由日本某大學的師生們來分享。他們當年阪神地震後校方曾經組團到災區服務，因此當台灣的九二一發生了，他們也就很快地來到災區陪伴老人家。但是神奇的事情發生了，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僅僅到台灣陪伴了老人幾天，回到日本之後，竟然都不約而同地，開始關懷起自己的祖父母，這種現象，在阪神災區並不曾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引發了教授們的研究動機，而師生們依舊每年到台灣的災區服務體驗。

這個故事（或說事實）很動人，我一直都記得，但其實並不真正瞭解。又在心裡頭放了幾年，直到2008年五月的四川地震發生，直到連自己都不能理解對於參與川震相關事務的熱情迸發時，才突然理解經歷過阪神的人何以會對九二一有感，而經歷過九二一的人何以對川震有感。那種「有感」，並不需要是地震的直接受災者，但這個事件必須在心裡頭佔據著某種份量，才會發酵。

2008年7月，我接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委託辦理兩岸大專青年交流，事先知道有四川大學的研究生隨著教授從事重建規劃工作，在計畫執行的過程中，便立刻把埔里的新故鄉基金會，埔里長青村，邵族的自力造屋案例，列為交流對象，並有一晚捨旅館，住在全台灣唯一尚未拆除的組合屋（長青村）的屋舍裡。藉由這樣的入住，讓我們有限的停留時程，不僅僅只是參訪而已。我們也跟當年的受災倖存者，同處在同一時空。

2009年1月，唯恐一張免費的機票過期，讓我在一週內決定了中國之行，也臨時透過前一年夏天接待過的幾位中國學生，我進到了汶川重災區，還有藉此完成生態旱廁修建的廣漢滴水村。沒有經過周密規劃的成行，卻順遂地水到渠成。

2009年八八水災前夕，我們一行到印尼從事志願服務的清大國際志工團安然地返台。返台兩三天，被雨囚在北台灣的家中，長久不看電視的我，並未覺察災難來臨，幾封遠方外籍友人捎來問候颱風災情的電子郵件，只覺他們真貼心，絕沒料到年年都會有，也沒有天搖地動的颱風，竟然災情會不亞於九二一。

幾個剛從國外服務回來的清大印尼團志工，即刻地血脈賁張，恨不能衝進災區去。但基於自九二一以來累積的種種teaching，我知道現在衝進災區，大部分是滿足了自己想要幫助人、想要付出的心，卻未必一定都能幫得上忙，或者確保資源的不被浪費。我衡量自己的特質與能耐，重申自己的定位在於中長期的陪伴工作，特別是要等待媒體的熱潮自然消退之後，也鼓勵這些年輕的志工們持續關心災情的發展，以便在漫漫的重建過程中，在適當的時機出手。

2007年夏天進到南亞海嘯已三年的印尼亞齊服務，那次的經驗讓我明白，對於受災者的關注不會嫌遲也不會過多，特別是在生活看似漸上軌道之後，受災者在他者或是自己的期許下，「應該」要「走出來」的階段，還有人願意聆聽，願意陪伴，或者就只是把自己送到他們面前，單純地共同生活一段時間，永遠都不顯多餘。

在九二一屆滿十年的此時此刻，我選擇來到埔里，參與國際研討會。裡頭有日本，台灣，中國的與會者，因為類似的災難促成了這幾批人的共處一室。

當年的我們，無可選擇地被災難眷顧，當今的我們，則是自主地決定要從類似的災難中超越，向彼此面對苦難的態度致意。這裡頭，隨著主題變換，不斷交錯出現的案例是，有些人誠實分享中途潰敗的心路歷程，有些人分享著似乎頗有前景的發展現況。似乎，這場聚會的邀集有個隱藏的企圖：過往重建過程的成與敗，並不是用來蓋棺論定的依據。

2009年的九二一紀念日，我來到台灣地理區位的中心，一塊唯一沒有海洋包圍的土地。我認為自己需要一個儀式，來紀念過往籠罩在九二一災後的十年，某種隱而未顯的心理過程。我坐在會議場的邊緣，環顧著一屋子真正在災難身歷其境的人，安靜地，完成我需要的儀式。

【在地行動】多背一公斤 傳愛寶島行

為什麼邀請多背一公斤來台灣？

張瓊齡 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副理事長

多背一公斤，是中國最具品牌的公益旅遊組織，成立於2004年，發起人余志海先生（綽號：安豬）原本任職於IT相關產業，閒暇時熱愛背包旅行前往中國各個偏遠地區，因而興起在從事背包旅行時，在行囊多背一公斤的物資，提供旅途中有緣相遇的學校運用，回來後並透過網路交流相關訊息，除了鼓勵更多背包客加入多背一公斤行列，也確保物資不至於重複或氾濫贈送。

2006年秋天，余先生得到友人支持，辭去原有工作，專職投入多背一公斤的社會企業創業工作，並於2007年任用了第一位專職人員。在2008年五月的四川地震，多背一公斤的志願者，發揮了平日建置學校資料的長才，快速通報受災學校訊息，並透過網民投票，取得大眾捐款，以半年時間建置了五十所板房圖書室，第一時間撫慰了人心。

我其實是想透過引進「多背一公斤」的來台，持續刺激與滾動一下我認為台灣還不錯，但是還不夠成氣候躍上國際的公益團體。

這次很明顯是以社區大學的圈子居多，往後，如果年年辦，訂定不同的主題，就會再有其他類別的公益團體加入。

2006年夏天，我隨著政治大學第三部門中心的參訪團，到中國北京、上海、廣州，拜訪跟公益團體相關的單位與組織，那次的經驗，令我大受刺激。也真心覺得台灣的公益團體不能再「故步自封」或是「顧影自憐」，還是，自以為還比中國進步二十年以上了。

沒這回事的!
人家都是跟國際組織在交培，不論是資金或know how，都是國際級的。

當然，這幾年下來，隨著我跟中國的民間團體有多一點的互動之後，雖然覺得台灣還是有自己的強項，但即使是已經很大的公益團體，都沒有幾個有像樣的英文網站，只要人家在網路上查不到，對於國際人士來說，這個組織就是「不存在」。（或許現在透過google translator的對譯，可能好一些）

經過幾年的互動，也在2007年五一黃金週參與了他們在廣西的公益旅遊活動，作為第一個參與多背一公斤活動的台灣人，我確信 多背一公斤的發起人:安豬(余志海先生)，是可以信賴的人，他要發展的，跟我想做的，(用簡單的參與方式，擴大一般社會大眾對公益的參與面與總人數)基本上是吻合的。

本次活動之規劃在八八水災發生之前，原本規劃的分享重點之一，就是會放在去年他們如何在災後一週內，進駐川震災區，並利用震後半年的時間，在災區建置了五十個板房圖書室。

這裡頭會包括資金的來源取得，以及除了協助災區緊急期的安頓工作之外， 多背一公斤的組織本身，是否也因為參與這項工作，而有所成長。

我從多背一公斤案例看到的是，他們運用組織本身原本的專長與特色，巧妙地在災區發揮了支持的功能，同時也藉此讓自己的組織更加壯大，讓組織朝原本希望趨近的目標（譬如：擴大服務學校的數量）更加靠近，並沒有因為支援災區，讓組織做了與原本宗旨無關的工作，或者從此以後成為包山包海的組織，這是我覺得很難得的部份，也是台灣的NGO可以交流的部分。

八八水災發生之後，我立刻把嘉義＆高雄地區的分享主題，調整為災後重建的經驗交流，以便讓這次的公益旅遊更具有時效性。

目前尚未開放中國背包客來台旅遊，但我認為那是早晚的問題。我希望搶在政策之前，透過多背一公斤這個平台，帶給中國廣大的背包客一個印象：台灣不只有日月潭，阿里山，真正要品味到台灣的內涵，只有透過跟在地NGO的接觸，才會得到精髓。我希望把「公益旅遊」跟中國背包客來台旅遊，建立一個連結，這樣，越多人來台灣，對台灣才會有正向的效應，而不是成為觀光浩劫。


關於多背一公斤 這個組織

發起於2004年4月，愛聚（北京）諮詢有限公司是為實現多背一公斤的可持續發展而成立的商業機構，註冊於2008年3月。

*【簡介】*
“多背一公斤”是一種旅行方式。通過簡單的行動，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旅程變成公益之旅，讓自己的旅行更有意義。
多背一公斤包括三個步驟：
- 傳遞 － 出行時多背一公斤，為鄉村學校帶去需要的物資；
- 交流 － 在學校中與孩子們交流互動，傳播知識，分享快樂；
- 分享 － 歸來後在1KG.org網站分享資訊，方便更多人參與。

*【價值觀】*
“多背一公斤”主張一種平等交流、快樂行動的價值觀，它相信每一個鄉村孩子都是快樂和有天賦的，公益行動是一種相互的分享和交流而非單方面的同情和給予。
“多背一公斤”提倡自助精神，鼓勵參與者的自發行動。在這裏，沒有權威，人人都是公益活動的組織者。

*【願景】*
“多背一公斤”的願景是：旅行改變世界。
我們期待，每一個人熱愛旅行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每一次旅程變成一次改變世界的行動，不要輕視自己的小小行動。中國每年有超過3億人次前往鄉村地區旅遊，他們當¬中如有百分之一、或是千分之一能多背“一公斤”，帶給鄉村孩子們的物資和歡樂就無可限量。
自2004年4月成立以來，多背一公斤的參與者共發掘整理了超過700所鄉村學校的詳細資訊，據不完全統計，有近萬人次參與了“多背一公斤”的活動實踐，間接影¬響人群保守估計已超過百萬。

*【獲獎情況】*
聯想第二期公益創投資助機構
2009年康師傅水創意公益提案競賽第六名
2008年奧地利Prix Ars電子藝術大賽數碼社區類別金獎（Golden Nica）
2007年度金犀牛戶外榮譽獎
2007年聯想公益創投五家示範公益組織之一
2007年上海浦東非營利孵化器首批五家支援公益組織之一
2007年《魯豫有約》完美假期攻略大獎
2006年平遙國際影展參展單位
2005年第二屆德國之聲全球博客大賽最佳中文博客決賽入圍（前五名）
2004年第一屆德國之聲全球博客大賽最具創意獎決賽入圍（前五名）

※多揹一公斤98年在台相關活動行程、工作人員介紹請參閱多背一公斤環台部落格

【回響與剪影】劇場行旅：影過花蓮

作者：莫兆忠

這一個月從澳門到上海再從澳門到台北、花蓮，四個跟旅遊關係十分密切的城市（今時今日還有什麼城市跟旅遊沒有關係呢？），每個星期都在這裡記錄下我的心情、觀察和思考，現在回看，那不過在寫澳門罷了。五年前，我在倫敦首次閱讀《看不見的城市》，讀到馬可勃羅說「每次我描述某個城市時，我其實是在說有關威尼斯的事情。」感覺十分震撼，才發現即使我對澳門有多麼的不滿意，以至出走他方，原來暗地裡我還是瞞著自己，「走私」了好多鄉愁，澳門始終是我暗藏背包裡的城市。

劇場裡的鄉愁
尤其在花蓮的演出。這是整個月的行程中，唯一一個受邀的演出，在上海和台北演出，場地安排、行政宣傳、交通住宿膳食都得靠自己處理，即使觀眾入場時，演員和燈光控制人員還得在前台驗票、帶位或售賣紀念品；到了花蓮，即使主辦單位東海岸文教基金會的辦公室裡就只有三個職員，但除了演出之外，其他行政事務都安心地交托三位朋友，感覺輕鬆多了，還常常有不知還有什麼未做好的「犯賤」感。然而，從演出場地的技術配備而言，花蓮的演出場地（就是基金會的二樓）可算是最「欠缺」的一個，除了光管，沒有任何燈光設備，沒有專為演出而設的地板或地膠，地板是白的、四面牆也是白白的，名符其實一個「空的空間」；我們到達現場後，在這個小小的演出空間裡來回走動，想了很多可能性，找尋這個場地可被利用的空間和資源，一般黑盒劇場或專業演出場地都是中性的，可以被創作人「再創造」（很有現代人征服大自然的意味），但在這種非演出空間中演出，你只可以用作品去跟這個空間「對話」，問它「借」一些可放入演出中的元素，幾天排練和「對話」的過程裡，我們借了樓梯照明用的燈光，借了窗外透入的街燈光，總綵排後，我們決定在演出尾聲將正對著觀眾的窗拉開，借了馬路車輛駛過的聲音，以及引入了打破一室侷促的新鮮空氣。在這麼有限的資源中呈現創作，卻一點也不覺得難受，反而讓人重拾最初運用劇場去表達的衝動，最簡約的條件下，剩下來的就是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最直接的交往。而這種劇場的氛圍也許就是劇場於我的某種「鄉愁」，因為它今天在澳門也是久違了的。

三小時午餐　　
我們帶去的是一個關於光與影的演出，因為一早就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空間，於是出發前就已要求主辦單位提供一些書桌用的小檯燈，到步後負責製作的思鋒，真的很快就給我們拿來一箱檯燈，原來都是上海料理的老闆毛哥慷慨借出的，毛哥連人帶店從台北移居到花蓮，在台北時他的店叫「革命之家」，現在卻叫「招待所」，不過餐單裡仍暗藏著神秘的「革命咖啡」，既有革命者的豪氣也可有招待所的親和力。三個月前，我們第一次到花蓮，毛哥的家鄉浙江菜仍然在記憶裡留香，三個月後又再得他的大力相助，而且還在總排那天帶來一人一碗雪花冰，人情味十足。這種人情味不就是澳門曾經引以為榮的「質地」嗎？三個月前我在專欄也說過，花蓮市面積跟澳門差不多，但澳門的總人口卻比花蓮縣還要多，所以在花蓮期間，發現人與人的關係十分緊密，每個團體彷彿都互相認識，當地朋友跟我們在街上走，總是每走一段路，或每到一家商店食店都會碰見相識的人，這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反映在店家之間的互動，每個店家的入口處，總放滿了其他店的名片，即使是同行的，例如Ａ民宿會放著Ｂ民宿的名片，書店和書店，咖啡店和咖啡店之間也會放彼此的名片，那是一種共同營造，互動分享的社區氣氛；於是在這裡做演出時，感覺也特別自在，即使是售票的演出，但「交易」的感覺不大濃厚，真真正正讓人重拾互相分享的，劇場最原始的功能。

也許因為這種吃一趟午飯也可花掉三個小時的慢活方式，我們有時還會嫌自己太過懶散，彷彿感覺太悠閒就不像在演出似的，當罪疚感剛好擊來時，我們才又發現因為演出場地太過透光，即使勉強排練也看不到晚間的燈光效果，於是只好乖乖讓身體小休一下，甚至享受一個午睡，在夕陽照入之時才再次起動；回心一想，平日在澳門做演出，很多合作者都是下班或放學後才能到場綵排，時間不就是跟現在一樣嗎？我們還可以有一個午睡的時間將心神收拾，更專注地投入排練時段裡，跟平日在澳門還未放下先前的工作和掛慮，就要走進排練場時的身心狀態相比，在花蓮這種慢活氣氛裡，演出時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反而更當下、更集中，想到這裡，罪疚感馬上又變成幸福感，讓自己安心地午睡片刻。

在花蓮看戲
在澳門演小劇場，觀眾年齡層比較窄，除了劇場工作者外，就是大、中學生；然而這次演出，觀眾從藝術工作者到餐店店長，從大專學生到八十歲的老太太也有，據說花蓮在地的演出團體不多，就我知道的只有一個學生劇團，一個由在職者組成的「一人一故事劇團」，一個現代舞團，還有一個原住民劇團。在主辦單位的努力下，我們看的戲、拜訪的劇團比在台北的十多天還要多。

演出前一天我跟文教基金會的珮瑾去看山東野劇團的演出《素描》，山東野每年固定在暑假期演出，這個傳統延續至今剛好十年，彷彿成為花蓮戲劇每年一次的儀式；劇團雖已十歲，演出者和創作的題材卻十分年輕，據說每年都是新一批年輕學子擔綱演出與創作，水平算不上專業卻落力認真，在這個每年一度的戲劇儀式中，我看到花蓮年青人所關心的話題，竟跟澳門的青少年劇場十分相似，都有家庭、學業的壓力，對物質的追求與掙扎，但卻未能看到反映他們心目中的花蓮的在地思考。演出的地點是花蓮文化創意園區，過去這裡是個廢置的酒廠，外貌跟台北的華山有特點像，同樣被政府開發成文化創意園區，外判給一些民間團體或企業管理與營運；山東野的演出後，園區又舉辦了「好家，在社區」和「原聲音樂節」兩種活動，思鋒推薦我們去看台東都蘭山劇團的《路有多長》。


都蘭，是阿美族的聚落，劇中講述日軍撤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都蘭人被誘騙去當兵，無辜捲入國共戰爭與文革之中，一去六十年，當年五十三人被徵去，回來的只有六人；原以為台灣原住民的故事跟我十分遙遠，然而，當劇場中響起《國際歌》的前奏，一個身上掛起「牛鬼蛇神」四個大字的都蘭人，被兩個紅衛兵推著走時，我才驚覺一個部落的某段歷史被邊緣化或掩埋的傷痛，而一般被記載和講述的「歷史」，究竟離真正的「過去」有多遠？原住民的表演，過去我只看過一些給旅客看的歌舞表演，展示著被觀賞的狂歡與神聖，可是都蘭山劇團的《路有多長》卻給予我想像以外的，也是聲音最真切的原住民表演，雖然劇中原住民的身體、歌舞儀式與西方戲劇制式仍未能好好融合，可演出的歷史意義遠比美學上的實驗巨大。

在月台上
演後座談裡，有一位觀眾說，我們這個關於影子的演出，讓她聯想到人何不多點迎向光明？大概這就是花蓮這種生活空間下練就的光明個性，也許在影子不斷模糊，陽光都被高樓遮蔽的城市裡，個人的無力感才會變得愈來愈強，視野才日漸變得狹窄。

環境與視野的不斷變更，也許正是這個月來的主題，帶著兩個演出走訪三個城市，讓我想起詩人及導演鴻鴻對劇場與旅行的描述，他說劇場與旅行最大的分別在於劇場是在觀眾中有所經歷，而旅行則相反地在經歷中觀看，但兩者最終還是要回到原點；旅客會回家，演員和觀眾都會離場；帶著劇場去旅行的感覺卻更奇妙，觀眾觀看我們的演出，而我們也同時在觀看每個城市的景、物、人，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彼此觀看，環境與視野隨地隨時而移，有時，我會反問，究竟是我們想在這次行程中讓觀眾看見我們，還是我們想藉此看見我們想要的觀眾？

朋友問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和資源去走這一趟究竟為的是什麼？我們一時之間，除了將行程的初衷搬出，便無言而對，即使這裡也寫到第十四篇了，我還是不知如何好好總結這個行程，的確，劇場和旅程都不可逃避地要回到原點，然而，旅客總會帶些手信與照片回家給親友分享和炫耀，可是劇場之旅，我們除了花去一筆旅費，以及帶回一些演出宣傳品外，我們就只有不容易言說完全的見聞與經歷，就像一次沒到過名勝或手信店的自助式旅行，我們無以證明我們的行旅，即使我們要說得如何興奮，旁人也只有勉強的想像，不容易身同感受；如果你一定要我說一下整個行程中最深刻的印象，我只得說，在這趟不斷移動的行程中，我在無數的月台前跟不同人的道別，才發現澳門是一個沒有「月台」的地方，這種「月台」上的離別感，在澳門的公車站不容易生起，到機場去又太遙遠，而且在車廂的窗框內跟一個站在月台上的人揮手，正正就是一種移動中的彼此觀看。

繞了個大圈，我們在劇場裡攪盡腦汁想去呈現澳門的意象，到頭來，最後我只能找到「月台」──不曾出現在澳門的場景。

下一站？澳門？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連結網址：http://blog.roodo.com/chongneng/archives/9972795.html

【在地行動】「土地、部落、人，颱風過後，你們還好吧？」

-馬躍‧比吼《天堂小孩》、《我家門前有大河》三鶯部落紀錄片放映、座談會

莫拉克颱風來襲釀成88水災，全台各地災情頻傳，尤其台東、高雄、屏東、阿里山等地皆有原住民部落村毀人亡的消息，即便是不曾親臨現場的我們，也不由自主地留心相關災後報導，更不斷想著還能多為災民們做些什麼？

但也有一些聲音在說
「明明知道颱風要來了，為什麼那些住在山上、水邊的原住民還不撤離？」
「政府早就安排好遷村的計畫，那些原住民為什麼就是不肯配合？」
「土石流會這麼嚴重，還不是因為部落山上種的檳榔樹太多？」

龍王、桃芝颱風侵襲花蓮的記憶猶新，莫拉克颱風過後，鄰近花蓮的台東太麻里亦有多處原住民部落災情慘重，民間也曾在災後流傳著諸如此類的言語；就連花蓮亦有多處原住民部落仍位處土石流警戒區、危險行水區內，很多人疑惑著，他們為什麼還要繼續住在那些危險的地方？

三鶯部落，一個多為謀生而從花東遷徙到台北縣市工作、生活所自然形成的原住民部落，更是一個十二年前台北縣政府一再基於部落位於行水區強制拆除，居民又不斷回到原地自力造屋的部落。

馬躍‧比吼，一個從小在媽媽所屬的花蓮阿美族春日部落長大的小孩，更是十二年前到三鶯部落拍《天堂孩子》，十二年後又在同一個地方拍出《我家門前有大河》的紀錄片導演。

三鶯部落的拆遷、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和花蓮、東台灣有什麼關聯？
長期關注台灣東部文化、教育、社會發展的東海岸文教基金會，邀請您一起來思考！

9月27日晚上七點在現場不僅放映《天堂孩子》、《我家門前有大河》兩部紀錄三鶯部落拆遷的影片，更邀請導演馬躍‧比吼與各位對談，歡迎大家共同關心原住民部落災後重建等議題。

時間：2009年9月27（周日）晚上7點到9點
片長：《天堂小孩》12分鐘、《我家門前有大河》57分鐘
座談：約50分鐘
地點：東海岸文教基金會2樓（花蓮市林森路210-2號）
洽詢電話：03-8334545

Ps.參考資料
﹝關於三鶯﹞公視-獨立特派員 天堂小孩追蹤報導



再續天堂緣 馬躍與三鶯 《我家門前有大河》試片會

【在地行動】當我們在「議」起：Peopo地方聚會（花蓮場）

沒有生硬的公民議題，我們只關心在地的你！
Peopo公民新聞平台9月27日開始全台一步一腳印，內容有記者分享血淚心得，採訪中間的酸甜苦辣。
只要你有興趣，我們歡迎你！

流程：
1230~1300 ─ 報到
1300~1400 ─ PeoPo向你報告
1400~1430 ─ 公民新聞記者分享
1430~1530 ─ 個人新聞分享
1530~1600 ─ 社團議題分享
1600~1700 ─ 交流時間

時間：2009年9月27（周日）下午1點到5點
地點：東海岸文教基金會2樓（花蓮市林森路210-2號）
線上報名：請按此
認識Peopo：請按此

主辦單位：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
共同主辦：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東海岸文教基金會，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環保聯盟花蓮分會

嘉蘭部落的莫拉克過後（2）牽手連心，合手感恩

文：Ulung˙Lupiliayn利錦鴻

約中午來到介達國小的安置中心，不見韋涵跟濬哲的蹤影，卻巧遇嫁到嘉蘭村的國小國中學妹，才剛當上媽媽的她跟老公、小孩一起住在安置中心裡，雖然老公和她的工作並不穩定，但還是一樣樂觀開朗，只是一談到房屋跟小孩，她回了我一句「我不知道怎麼辦」。

天氣依舊炎熱，下午陸續有幾個NGO團體來到介達國小表達關懷之意。Lisin、我及堂妹Saljeng因為熱昏了便朝店鋪的方向走想買個冰涼的飲料，我們在店鋪旁小歇一會，一個約四五歲大的孩子問我們：「你們來救災的嗎？」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我們作的只是拍攝工作而已，陸續來了一個與他同齡和一個約十歲的小孩子和我們聊了起來，我們玩起猜謎遊戲。

回到介達國小，我們拍攝生活起居空間及一些零碎的畫面，國軍運來了流動式的洗澡間供大家使用，晚間六點到十點供應熱水，無隔間的設計讓大家洗澡時都是坦誠相見。而安置中心也設置一二樓男女各兩間的教室作為睡覺之用，大家的家當就擺在自己睡覺的位置上。


流動式的澡間

教室走廊的牆上貼著自救會的「嘉蘭村八八水患受災親族自律生活管理分工表」海報，共分為教育、膳食、協力、照護、環保五組，每組選一組長負責發落工作事項，另有對外窗口代表組由kama宋仙璋主任和kama王清松負責以及蔣爭光負責的權益關懷組。

海報最下方寫著「牽手連心，合手感恩」、「房子倒了，人沒倒，精神在，力量在，希望在！同胞，加油！」，大家都很有共識的執行自己的工作。


貼在教室走廊的工作分組表

大家戲稱宋師母是風紀股長，專門管理大家的生活起居，例如宣布物資發放時間、公布有那個團體要來看看大家、何時要召開會議或是隔天的行程等等，我經常看她拿著大聲公，帶著沙啞的聲音跟大家報告事項。

接近傍晚，她突然說頭很痛，一問之下才知道師母有高血壓的症狀，醫護站的人員也來幫他量了量血壓，要她少煩惱，我們也常這樣安慰大家，但面對自己一生的心血全部流入汪洋大川不知何去何從的當下，這是困難的一件事。

傍晚，回到拉勞蘭部落，老人會館外擠滿了台灣各地來的志工約40位正在享用部落媽媽準備的晚餐，他們十八日下午就來了，住在青年會所、老人會館和教會，由財團法人部落重建基金會負責規劃分配他們往更南邊部落的災後協助事項。

此時，我們接到電話說介達國小的安置族人正在討論關於組合屋及遷居的事宜，餓著肚子騎著車子又來到介達國小，宋仙璋主任正在跟大家討論開學後因無法繼續住在教室的居住計畫，以及新居地及中繼屋的建築配置圖，同是嘉蘭村出身的台東縣議員宋賢一則坐在一旁和大家一起聽取簡報,大家贊成依照宋主任所畫的圖作為暫時居地的空間配置。

有人向議員提出是否能夠有效的監督地方政府與鄉公所重建計畫的進度，他們還是希望能夠回到嘉蘭村居住。2005年海棠颱風已侵襲過嘉蘭村，但政府的重建腳步龜速，今年又碰上莫拉克颱風，造成嘉蘭村約莫七十戶民宅遭受影響，有的居民是二度受災戶，因此居民質疑，此次風災後，政府是否又會以緩慢的重建腳步應付居民急迫的心？

宋議員和宋主任說，大家都想要在短時間內能夠有更固定的居住地方，已與金峰鄉鄉公所和正興村協調，將寄住在正興村上方的公有地，但是在中繼屋完成之前，必定碰上介達國小學生開學的時間，大家勢必將教室還給學生，世界展望會承諾將運送帳棚過來暫時作為大家的房屋，而帳棚的位置則是設置在國小的風雨球場上。

「因為我們要暫時住在正興村，該有的禮貌要有」，大家決定要向正興村表達感謝之意，並且在中繼屋動工前及落成舉行palisi祭告儀式，知會在地的神靈與居民。

此外，宋主任也提到，大家還是希望回到嘉蘭去，不過接近河道的部分已無法住人，因此，將在上部落的新富社區尋找新的居住地，目前暫時有兩塊可以考慮的土地。

「我知道大家煩惱蓋房子的錢的問題」宋主任站在台上和大家這樣說，中繼屋是可以異地重建，或是請慈濟功德會協助各位……。站在一旁拍攝的我，不太敢直視大家的臉，透過攝影機的螢幕微暗的燈光中，默默的紀錄這個和諧和期待希望的會議。

會議結束，拍攝鄭校長和宋主任討論中繼屋未來的規劃，台北來的諮商師信衡也來了坐在一旁聽著。中繼屋的設計以「文化內涵、以人為本」的概念為出發點，希望安置中心的大家以自然材的方式協力造屋，林管已處發佈消息，隔天（八月二十日）開放漂流木撿拾，中繼屋的計畫與工程看來已蓄勢待發了。

結束拍攝回到了拉勞蘭，青年會所的哥哥們正談論著今天到更南邊的部落協助的經歷，我和Lisin兩人煩惱著DV的過帶問題，承諾每天剪輯一小部影片放上網路，卻因為機器的問題沒辦法實行，看來只能回到花蓮再作處理了。

後記：
這篇文章的紀錄日期是8月19日，文章中提起蓋中繼屋的事情，在8月27日已經進行了「立柱儀式」，下面影片為8月27日影像剪輯。



其他嘉蘭新聞，請閱讀這裡
（作者為嘉蘭重建家園影像協力小組，台東縣太麻里鄉香蘭村拉勞蘭部落族人，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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