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0年6月5日
與談人：薛常慧／《藝霞年代》導演、蔣素娥／花蓮高中輔導主任記錄：瀅羽
在伊朗的女性是無法唱歌的，是不能獨自唱歌。他們必須成為男性聲音的影子，只能掩蓋自我主體的歌喉。她們是一群被禁止的聲音。
被禁止的聲音
在我們的社會中很難想像女性聲音被剝奪這種事情。在伊朗的社會當中，有著相當大的衝突和矛盾，薛常慧導演說道：伊朗目前是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但他們其實非常歐化的，巴勒維執政時期，思想是非常開放的，在生活上是無所謂男女從屬的問題，女性是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利。但除了這樣觀念之外，社會還有另外一派是保守派，遵守於伊斯蘭教的文化，是非常壓抑的。像女生出門在外一定要穿過大腿的黑色衣服，杜絕女性展現曲線的可能。女性出國是要有父親、哥哥或者丈夫的同意書才可以。
「這個社會問題出在女性身上」，她們連要獨唱都會遭受到許多奇奇怪怪的規範，唯一的機會就是舉辦女性的演唱會，裡頭所有的工作人員和觀眾和演唱者都只能是女性。在這時候所有的天線是被禁斷的，外界是無法聽見女性的歌聲。座談會中的蔣老師提到片中「禁獨不禁和」的印象，壓抑女性情感，視其聲音為誘惑和褻瀆。她們只擁有和聲的權力，在這個社會上，只扮演一個附屬的角色嗎？政府開始設立各式各樣的法條，阻止女性唱歌，阻止政府不願意聽見的聲音發聲，若她們不想和聲或者禁聲的話，只有遷移出國的份。
權力（宗教）的聲音
在政治上是歷經白色革命、黑色革命、現在則是綠色革命，是人民對於政府和權力反動。沒有標準的法律，人們生活在被控管和精神緊張的狀態底下。一位女牧師，如同人權老奶奶一様，照顧社會上許多弱勢的人民，卻被政府冠上莫須有的罪名，被監禁。
薛導演則以李安的《理性與感性》在當地因服裝問題被禁為例，對伊朗當地對藝術的種種管制作補充。禁酒、禁止未婚男女一同上旅館，種種禁止只是讓檯面下的交流更頻繁。現場也針對幾次綠色革命的背景作進一步的探討。投入綠色革命的女性比例增高，而面紗也成為一項多元而複雜的議題。有人認為面紗是限制，也有人以面紗保護自己的文化認同。即使在限制同樣穿黑袍的情況下，細部的花紋設計也有種種變化。而伊朗境內居極少數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也面臨特殊的處境，國會議員的選舉系統以宗教區分，綠色革命追求民主和自由，德黑蘭北部穿著和觀念較開放，中南部地區的作風則相對保守許多。一件較短的褲子會引起年長者和年輕人的不同反應。政教合一的體制，使年輕一代對宗教導師干涉其政治權利感到不滿。當地的日常生活中充滿了各種細微複雜的角力。
伊朗文化的聲音
在這裡，我們聽到非常極端的聲音。一個是奔向自我自主自由；一個是遵從宗教規範教條。接收到新的文化的年輕人，如何和基本教義派的人們對話、和聲？薛常慧導演說：真正的自由是我可以選擇要遵從宗教或者不遵從宗教，我可以獨唱也可以繼續選擇和聲，不論我做什麼選擇，都不會遭受到迫害。
在這個古文明國度中，到處都有兩千、三千B.C.的古蹟，最傳統的信仰式拜火教，在這宗教裡女性的地位是崇高的，但阿拉伯人的遷徙，帶來了伊斯蘭文化，讓這一個族群產生文化上的斷層和變動，女性自主的壓制。但隨著時代的更迭，有些新的觀念和想法事無法抵擋的，就如同街上的女性都穿黑色，但卻發展出各式各樣的黑，各種花紋的黑，每個女性都有屬於自我的黑，再多的限制都無法制約的。個人的思想和自由是不可能被規範的，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伊朗的文化涵養中，是擁有許多轉圜的餘地的，我們不能以扭曲的心態去面對。
薛導演提到，這部紀錄片在伊朗當地隨著行政當局的尺度不同，審查結果通過與否也因此反覆不定。而對於女性在實際生活上獲得一些平等待遇，但在形式上仍然有許多權利受到限制的情形，現場的討論中比較伊朗和台灣兩地的情形發現，女性或許在生活中透過檯面下的迂迴方式爭取了個體層面較平等的地位和遇，但在檯面上女性族群的公民權利仍舊受到限制，仍須努力。
延伸閱讀
1、2009台灣伊朗紀錄片交流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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